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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实2017年4月第4期

党费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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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世纪50年代,作家王愿坚的小说《党费》,讲述了发生在闽粤赣边区一名基层党员交党费的故事,感动了几代读者。党费,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观念的一种标志。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缴纳党费,是党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那么,党费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?不同历史时期党费的缴纳情况怎样?缴纳的标准有什么不同?什么是“特殊党费”?党费是如何使用的呢?

党建初期,党费“不能按月收清”

  1922年,中共二大召开,大会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,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党章。党章中专门列有“经费”一章,规定:党员按月缴纳党费,月薪在50元以内者,缴1元;在50元以上者,按月薪的1/10计算;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,缴0.2元;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。并规定:“本党一切经费收支,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”。

  1923年,中央政治局在修正章程时,对缴纳党费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,党员月薪在30元以内者,缴0.2元;在30元以上至60元者,缴1元;60元以上至100元者,缴月薪的1/20;在100元以上者,缴月薪的1/10;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。

  然而在党的初创阶段,党员按时缴纳党费的情况并不乐观。据1924年上海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,在47名党员中,学生13人,工人8人,商人3人,教员、编辑或其他职业的有23人,合计每月可收党费130元,但“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,上月收到的仅30元”。

  另据山东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,济南有党员8人,青岛3人,淄川炭矿2人,张店1人,济宁1人,离(开)济(南)者1人,除1人按月缴纳特别费3元外,余均4个月未缴党费。1923年6月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甚至提到,中共有党员420名(其中工人160名),“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”。

  当时,党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党外协助、党内派捐(党内义务捐)、党费三类。其中党外协助是来自共产国际、党外人士或团体的资助,党内派捐是向有经济实力的党员派捐,比如李大钊,在建党前,他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,“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,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的人”。党费则是与每个党员休戚相关,要求每个党员按月按规定缴纳。而党员不能按时缴纳党费,致使党原本紧缺的活动经费更加匮乏。1924年9月,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,陈述经济困境,由于经费不足,党的“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”。

  这一时期党费收缴困难的原因有很多,但主要还是与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有关。以山东地方委员会为例,1924年1月,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在济南向银行筹款时被捕。在反动军警的到处搜捕下,济南的多数共产党员被迫离开,致使党在济南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,“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”。在此环境下,让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显然不太现实。




  尽管如此,广大党员仍然把党费看得很重。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,周恩来忙于处理各种工作,非常劳累。有一次,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,就替他交了五分钱的党费。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别人代为缴纳后,周恩来马上对警卫员魏国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他说,党费不能让别人代缴,军政大事重要,交党费也很重要,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。

介绍人说,入了党就要交党费

  抗战爆发后,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,使得党费收缴有了较为稳定的内部环境。

  曾担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江,是1937年10月就入党的老党员。那时,太原会战已经结束,太原被日军占领,山西已经处在日军的阴影之下。当时才19岁的刘江和另一位同时入党的同志回到和顺老家的村里,他当村长,那位同志当自卫队长。刘江说,整天就见国民党的部队一队一队地往下退,而八路军游击队一队一队往上顶。八路军缺枪少炮,游击队甚至连统一的服装也没有。他那会儿就负责招呼八路军的队伍,给筹集点小米啥的。

  那时当村长自然也没有工资,刘江靠着地里出产的东西,才能有一点点活钱,但就那样,日子过得还是“连吃盐都买不起”。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,刘江还要省出钱来交党费。在入党的第二个月,介绍人就和他说,入了党,就要交党费。“这不是党要和你要钱,党也不靠你的钱。而是作为一个党员,要表示对党的忠诚,这是党员组织观念的体现。至于交多少,看个人心意。”

  刘江就和村里的同伴商量了一下,最后,刘江第一次交了党费:两个大铜板。在当时,只够买两个大烧饼。然而重要的是,刘江确实拿出了自己的心意。在村里过了一年,刘江调到了太行新华日报,有了固定的“收入”,每月两块钱的津贴。两块钱其实也不多,刘江说,除了能买点毛巾牙粉之类的生活必需品,其实也剩不下什么了。但每月发下津贴的第二天,他就会抽出两角钱来交给自己的党小组长。后来,津贴虽然没涨,但随着福利待遇的提升,刘江上交的党费标准也提到了5角。

  只是,并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有刘江那样的觉悟,按时缴纳党费。在陕甘宁边区,边区党委与西北局曾就党费缴纳问题展开全面调查。结果显示,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,党员不缴党费几成普遍现象。究其原因,主要还是多数农村党员还不懂得缴纳党费的意义,有的人认为,“党应帮助党员,怎么党员还帮助党”?有的认为,党费就是当地负责人对党员的剥削;也有的认为,党费是印文件的纸钱,不发文件,就不应缴党费。

  面对党费收缴中存在的问题,党中央多次强调,基层支部在按期征收党费的同时,要经常向党员讲解党费的意义。对真正贫苦的党员可以减少缴费比例,或免征党费;对经常无故不缴党费的党员,应给予应有的处分。




  为提高党员思想觉悟,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委成立了教育训练班以及支书、干事的专门训练班。同时,对于一般党员,各地还举办流动训练班,使每个党员受到基本的教育。为纯洁党的队伍,各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对干部队伍的整理与审查工作。以陕甘宁边区为例,据边区党委组织部统计,自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里,边区党委先后进行了“五、六次的审查”,在整理与审查的过程中,共洗刷了3180个落后分子。

特殊党费:一份浓厚的政治情感

 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,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:一名革命烈士在牺牲之前,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包裹严密的几枚大洋,以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对身边的战友说:“这是我的全部积蓄,请替我交给组织,当作我的最后一次党费”……还有不少老干部老将军在病危或临终前把一生仅有的十几万元存款,一半缴纳最后一次党费,一半捐赠给希望工程。这些老同志充满深情地回忆说,自己每个月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缴纳党费。这不是单纯的几块钱和几十元钱的问题,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和政治义务,它表达着自己对党的浓厚感情和政治忠诚。由此看来,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上,党费更有着厚重的“软实力”,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。

  在2008年“5•12”汶川特大地震中催生的“特殊党费”现象,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巨大的精神震撼。同时,也唤起人们对党费精神价值的时代诉求。

  至今,很多党员还保留着那张制作精美、印有“中共中央组织部”鲜红大印的卡片,这就是在汶川大地震时他们上缴“特殊党费”的收据之一。与普通捐款不同,汶川地震后的“特殊党费”捐款,被称为“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”。

  2008年5月13日,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第二天,浙江企业家祁友富便将10万元人民币交到了绍兴县柯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办公桌上,这成为了第一笔用于支援灾区的“特殊党费”。5天后,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《关于做好部分党员缴纳“特殊党费”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》,开启了全国性党员缴纳“特殊党费”赈灾的“第一次”。本着“自愿、不定标准、不强行摊派”的原则,7000多万名共产党员中,有4550多万(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)缴纳了“特殊党费”,用以赈灾。

  在此之前,“特殊党费”这个词一般出现在建党、入党周年等纪念日,党员用来表达对党的特殊情意。更多时候,“特殊党费”出现在党员的遗嘱中,作为个人上交的最后一笔党费。另外,“特殊党费”有时也会成为一些地区号召党员集体捐款的一种形式。

  那么,特殊党费究竟特殊在哪儿?




  作为党费,“特殊党费”之特殊,在于其用途超出了中组部下发的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。根据该规定,“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,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”。也就是说,党费只能用在党内。而抗震救灾的“特殊党费”,主要用在了灾区的教育、民生、慰问、党建上,非党员同样是“特殊党费”的受益者。

  而作为捐款,“特殊党费”之特殊,在于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及其运作模式。从一开始,“特殊党费”就受到了中央的特殊“关怀”,中央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,要求认真做好“特殊党费”的使用和监督。“特殊党费”接受组织部门、纪委、监察、审计部门的行政监督以及1700位普通公民的社会监督。

  从2009年起,审计署开始对“特殊党费”及其援建项目进行跟踪审计。2012年4月21日,“特殊党费”跟踪审计结果出炉:全国共缴纳了97.3亿元“特殊党费”,除去53.15万元左右使用不够规范,总体上做到了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,是“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”。

  另外,“特殊党费”捐款与普通捐款的最大不同,在于其特殊的捐款渠道和管理体系。一位普通公民要支援灾区,可以捐款给红十字会、扶贫基金会、中华慈善总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,也可以直接捐给灾区的学校、医院等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机构。而“特殊党费”是由党员上交到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,然后经由地方党委组织部、中央组织部、民政部、汶川地震灾区的流通渠道到达灾区。

党费是一面镜子

  朱德同志2万元的存款单,至今仍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,生前他反复叮嘱这笔钱不分给子女,要交给党组织。

  长征路上,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部司务长周克柳,把捡到的牦牛皮和骨头架煮了给大家吃,数量太少,他就把自己那份也拿出来让给大家。看战友们不吃,他强忍着饥饿说:“别让了,我是共产党员,都得听我的,大家吃了好行军打仗,就权当是我向组织缴纳的一份特殊党费吧!”

  抗战老兵张道干,1942年入党,后来由于党员证件丢失,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之后他执着寻找党组织70年,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、抗战女兵杨美田。之后他把珍藏了70年的3块银元作为当年的党费上交组织。

  开国少将李中权,生前拿出积攒的20万元委托空军党委代他缴纳党费,他说:“我就像一棵小草,永远难报党的恩情。”

  党费虽不以数额分高低,但通过考量党员个体对党费这件事情的尽心程度和重视态度,足可以照见党员内心的忠诚、信念、使命和担当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党费又是一面镜子,一面沉甸甸的党性之镜、信仰之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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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《纪实》杂志是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大型时政刊物,以聚焦国内外重大事件,纪实天下,纪实人生为宗旨,快速反应国内外重大事件并对其进行深入的报道,是一份权威性可读性很强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一级刊物(国际刊号:ISSN 1671-2692,国内刊号CN11-4628/1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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